人们致力将Bad Kissingen打造为世界上第一个“时间城市”。
生物钟又称生理钟,实际上是生物体生命活动的内在节律性。科学研究指出,按照生物钟作息非常重要。然而,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?
但这一观念已经在逐步实施。德国巴伐利亚州的Bad Kissingen,正在致力打造为世界上第一个“时间城市”。在这里,人们按照生物钟而非按照外部时钟来安排生活。
这样做的目的,是为了治愈现代社会人,使人类重新接触自然光和睡眠。游客来到这里,不仅可以休息疗养,更可以了解身体内部时间的重要性,然后回家,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实施这一理念。
打造全球第一个“时间城市”
夏令时、冬令时……生活在官方时间的支配下,许多人往往感到不同步,精神不振。身体疲乏,难以适应生活和工作的节奏。
然而,这就是现代社会。在这里,大多数人无法自由选择工作或上学时间;人们对公共空间和外部环境的照明几乎无法控制;由于冬夏时制,人们甚至被迫每年调整两次身体内部时钟。
几乎人人都明白,生物钟很重要,违反生物钟的运行规律,人们很容易疲乏生病。但大家又无可奈何。
终于有人站出来啦。他们的理论是,人要按照太阳的运行规律,根据人体生物钟来调整自己的生活、工作与学习节奏,而不是跟着人为的闹钟走。
这就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Bad Kissingen市。
Bad Kissingen市位于巴伐利亚州人口稀少的下弗朗索尼亚地区,曾经是欧洲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水疗胜地。他们来这里是为了休息和放松,看看古典建筑,芬芳的玫瑰花园,喝丰富的矿泉水,这些水被誉为治疗各种疾病的良药。
如今,Bad Kissingen已经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世界上第一个时间城市—在这里,身体内部时间和外部时间一样重要,睡眠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
这一理念是如何提出的?
作为Bad Kissingen市的商业开发经理,迈克尔·维登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“时间城市”(Chrono City)的概念。
在饶有兴趣地关注了时间生物学领域的科学发展之后,维登意识到,人们不仅可以将这些原则融入城镇结构的建设中,还能让Bad Kissingen市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。
Bad Kissingen一直以来都以疗养胜地著称。维登认为,还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治愈现代人,使人类重新接触自然光,按照生物钟的规律休息。游客可以来了解内部时间的重要性,然后回家,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实施这一理念。
按生物钟安排学习和工作
于是,维登联系了生物钟研究学者托马斯·坎特曼,这位学者同样热衷于促进一场生物钟变革。
很快,他俩开始起草宣言,记录希望改变的事情:学校应该晚些时候上课,孩子们应该尽可能多地在户外接受教育,并且不应该在早上进行考试;应该鼓励企业提供灵活的时间,允许人们在他们觉得最好的时候工作和学习;健康诊所可以率先采用计时疗法,根据病人的内部时间量身定制药物治疗;酒店可能会为客人提供不同的用餐时间和退房时间;建筑物也应该进行改造,以让更多的阳光进入。
2013年7月,坎特曼和维登与Bad Kissingen市长、议会以及坎特曼的学术研究伙伴一起,签署了一份意向书。他们在意向书中承诺,致力促进该市的时间生物学研究,收集适用于生活、教育、工作、福利、健康、流动性、康复和睡眠的各项数据,将Bad Kissingen打造成为世界第一个“时间城市”。
首先,是推迟孩子们的上课时间。
确定实施“时间城市”理念后,Bad Kissingen展开了新生活模式。最早接受改变的是孩子们。
当时,他们向Bad Kissingen市一家中学的孩子们派发了一份调查表,记录了整个学校的运作时间,计算了学生每周受到的时差影响。了解孩子们是否觉得应该在上午9点而不是早上8点上学:大多数孩子都说应该在9点上学。于是,推迟上课计划开始实施。
对那些难以改变上课时间的学校,他们建议改变课程安排,把考试推到学生们思维更加敏锐警觉的下午;在早上,主要进行户外体育活动,让孩子们接触到更多的自然光线。
其次,是调整工人们的上班时间。
推迟上课的做法也适用于推迟上班。最理想的情况,就是让雇主抓住雇员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。然而,成年人不可能像青少年那样容易调整时间。
Stadtbad原本负责监督Bad Kissingen的旅游和水疗设施,后来改为给工作人员提供灵活时段的工作。Bad Kissingen康复医院的经理索恩·普莱格也非常卖力,一度将医院的所有时钟都调整了,使一些时间稍微快了一些,有些慢了一些。他解释道。“人们太在意时间了。他们会说,"现在9点了,我得去拿药",或者"我中午有约会,所以我必须离开"。我告诉他们慢慢来。”
另外一种措施,就是调整照明系统。坎特曼说,下一步的工作,是在当地的诊所、旅馆甚至市政厅进行照明试验,调整照明的开关时间。目前,他们正与照明公司合作,以便实现这一目标。他说:“如果我们改变太多,你会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,但很难确定会发生了什么意外,所以我们必须小心,不要改变太多。”
“时间城市”缓慢运作
当然,还有一些实际问题需要考虑,包括职业上的不适应、家庭生活面临的挑战、人力、财力、物力等资源不足等等。
所以,“时间城市”计划还在缓慢进行中。维登目前的重点工作,是在该市建立一个时间生物学中心,为整个欧洲的时间生物学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参照。他希望能起到激励作用。正如市长凯·布兰肯堡(Kay Blankenburg)所说:“如果我们有一位基于时间生物学的教授,请他到社区去做讲座和开展研究,那么应该更容易使医院和企业敞开大门欢迎推迟上班计划,对人们的健康产生更大的影响。”
此外,维登解释说,要想让“时间城市”计划发挥作用,需要一种更灵活的心态: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按照自己的生物时间完成了工作、学习。在这里,人们遵循的是身体内部的时间,而不是墙上的时钟。
生物钟观念日渐推广
其实,不仅是在德国的Bad Kissingen,美国等国家也在致力于推行追随生物钟的新生活观念,按照生物钟来安排工作与学习。
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时差的影响,因为他们的生理节奏进入夏时制后发生变化,导致他们在晚上很难入睡,但他们仍然必须在早上起床上学。为了弥补睡眠不足,他们往往会在周末睡懒觉。
在不同时间段,青少年的逻辑推理和警觉性行为往往不同于成年人。在一项研究中,加拿大研究人员比较了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上午、中午、下午不同时间段的认知表现。结果发现,在下午,做同样的事情,青少年的成绩比在上午或中午做提高了10%,而成年人下午做事的成绩则比上午或中午下降了7%。
由于人体随时间节律有时、日、周、月、年等不同的周期性节律,人体的正常的生理节律发生改变,往往是疾病的先兆或危险信号,矫正节律可以防治某些疾病。
研究指出,按照人的心理、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生物节律,来安排一天、一周、一月、一年的作息制度,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学习成绩,减轻疲劳,预防疾病,防止意外事故发生。
推迟上学孩子成绩更好
美国也使用推迟上课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,让青少年早上睡得更久。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医学协会向所有学区发出备忘录,敦促学校采取措施改善青少年睡眠后,明尼苏达州是第一批实施这种做法的州之一。在20世纪90年代末,明尼阿波利斯郊区E dina的几所高中将开学时间从早上7时20分改为上午8时30分。结果,当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人员其后对这一变化的影响进行调查时,他们惊讶地发现,学生、教师和家长对此几乎一致支持。学生们说,他们白天感觉不那么累,而老师报告说,孩子们似乎更投入、更专注。
随着这一成功的消息四处传开,其他学校也开始改变他们的上课时间。
美国儿医欧文斯对结果感到惊喜。仅仅是30分钟的延迟上学,学生们每晚就能多睡45分钟。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学生比例从34%下降到7%。孩子们也认为自己更有动力参加各种活动。但真正让欧文斯高兴的是她女儿格蕾丝的改变。“她就像一个不同的人,”她说。“早上起床不再是一场战斗;她可以吃早饭;一天的开始只是愉快的,而不是对每个人的折磨。”
于是欧文斯改变了她的研究重点,并根据现有的最佳证据,参与了一项行动:为美国儿科学会制定开学时间政策。2014年,他们发表了一项政策声明:在早上8:30之前上课,是造成青少年睡眠不足和昼夜节律紊乱的一个关键因素。
时间调节有助于身体健康
但是,如果学校应该在每天的晚些时候才开始上课,那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呢?大多数英国学生是早上8时50分上课,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,大多数18岁和19岁的学生要更晚一些上课,才会感觉到精神敏锐,因此可能要到上午11时后才开始学习。
在另一项研究中,研究人员测试了将一所英语综合学校的开课时间从上午8时50分移到10时,了解这样做是否会影响13至16岁的学生。结果发现,改变时间后,孩子们的因病缺勤率大幅下降:而在此之前,他们的因病缺勤率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在调整时间两年后,因病缺勤率已降至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半,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。
不过,实施这一改变很难。即使是改在上午10时上课,美国等国家也很难做到,因为在美国,大多数成年人比英国人更早开始工作。改变孩子们的上课时间,需要改变家长的心态,也需要雇主有更灵活的态度。尽管有数据表明,推迟上学对许多学生产生正面影响。
相比而言,推迟上班时间,比推迟孩子们的上课时间难多了。孩子们可以晚些上课,但在工作场所,延迟上班的做法还一时难以做到。
研究发现,每个人的身心状态往往有顶峰和低谷。在一天的不同时间,情况各有不同。一般而言,逻辑推理往往在上午10时到中午之间达到顶峰;解决问题的最佳时间在中午到下午2时之间;而数学计算往往在9时左右最快。午餐后下午2时到下午3时之间,人的警觉性和注意力会下降。
期望人们在早上6时半醒来,然后在早上8时或9时到达工作岗位时变得神采奕奕、思维敏锐,这是一种与自然的斗争。所以,“时间城市”的生活观,还有待逐步推广,任重道远。
夏时制与生物钟
夏时制的诞生与作用
1884年以来,全球被细分为24个时区,格林尼治天文台则作为全球地理经度的起始点。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,都以格林尼治的地方时间记录下来。
世界约四分之一的人口,包括西欧、加拿大、美国大部分地区和澳大利亚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居民,每年都实施夏时制,两次改变时钟。
夏时制(Daylight Saving Time:DST),又称“日光节约时制”和“夏令时间”,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。
夏时制最初理念是本杰明·富兰克林提出的,1784年,富兰克林就对黑暗的秋冬之夜的能源消耗表示了担忧。即使现在,照明仍占全球电力消耗的19%,约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%。
1907年,一个叫威廉·威利特·赛尔夫的英国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,《白昼的浪费》。威利特认为,让工作时间更接近日出(至少在城市),可能会鼓励人们参加更多的户外娱乐活动,促进他们的身体健康,并可能使他们远离酒吧,减少工业能源消耗。
威利特后来死于流感,但其梦想终于在他去世一年后实现:英国于1916年采用了夏时制,1918年美国紧随其后。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赞威利特:“他给了他的同胞更多的光明。”
夏时制的负面影响
然而,研究者约翰·米尔恩强烈反对实施夏时制。他在《英国医学杂志》(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)上发表文章指出,夏时制有很大的负面作用:“每年两次变动时间,工人的效率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”
每年春天把时钟向前移动,每年秋天向后移动,人们创造了一种“社会时差”。德国生物学家Till Roenneberg用此术语来描述个人生物钟与外部时钟之间的差距,这些时钟决定了人们的生活。
一项针对美国高中生的研究表明,在春季时钟变化后的一周里,人们的睡眠被缩短了32分钟。在夏时制开始后的一周,青少年的数学和科学考试成绩会下降。
而另一项研究发现,在实施夏时制的美国,大学入学考试即SAT考试的平均分数往往比较低。
在成年人中,因夏时制造成的睡眠不足,往往是意外死亡和交通事故增加的原因之一。从健康的角度来看,夏时制与心脏病发作、中风、自杀未遂和精神病等风险增加有关。
并非所有城市都接受夏时制
并非所有城市都愿意接受夏时制。半个多世纪以来,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就一直拒绝加入美国其他州的夏时制行列。而Bad Kissingen,也是欧洲第一个拒绝夏时制的城市。
欧洲委员会最近也提议废除夏时制—尽管需要28个国家政府和欧洲议会议员的支持,才能做出这一改变。与此同时,英格兰南部的许多人也希望能永久接轨中欧时间。因为在英国,如果按照现在的计时,12月和1月晚上4时就已经是天黑时分。
这一切都凸显了一个中心点:人类的生物时间与太阳紧密相关。然而,受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因素影响,很多地方不得不对生物钟视而不见。以德国为例,它跨越了9个经度,意味着太阳在东边比在西部早升起36分钟。如果大家都在同一时间起床,身体自然会感受到其中的差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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